第八十章：梧桐花开

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发布时，周世乾已经逃亡三个月。

那张照片挂在梧桐洼村口的公告栏上，和各类招工启事、化肥广告挤在一起。照片里的周世乾穿着灰色西装，面容冷峻，眼睛盯着镜头，像在看每一个路过的人。

江易站在那里看了很久。

照片旁边贴着通缉令全文——涉嫌重大责任事故、非法采矿、行贿、故意伤害，一串罪名列下来，占了半个版面。最下面是举报电话，加粗字体，后面跟着一个括号：（悬赏金额二十万）。

村里人路过，总要停下来看一眼。

陈老栓看了，啐了一口：“二十万？老子倒贴二十万都想逮着他。”

秦月红看了，抱着儿子站了半天，一句话没说。

林晚舟也看了。她看完，扭头问江易：

“你说他在哪儿？”

江易摇头。

林晚舟说：“东南亚。周家在那儿有生意，缅甸、老挝、泰国，都有。他跑之前转出去一大笔钱，够他躲一辈子。”

江易没说话。

林晚舟看着他：“你不查了？”

江易说：“查。但用另一种方式。”

林晚舟没问是什么方式。她只是看着他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比以前平静了，不再像之前那样总盯着什么东西不放。

她忽然觉得，这样的江易，比之前那个好。

第二天一早，江易去了古宅工地。

工匠们正在砌东厢房的墙。老陈头掌着瓦刀，一块砖一块砖往上垒，每垒几层就拉一根水平线，严丝合缝。旁边几个年轻人打下手，和灰的、搬砖的、递工具的，忙得热火朝天。

江易走过去，拿起一把备用的瓦刀。

老陈头愣了一下：“江书记，你干啥？”

江易说：“砌墙。”

老陈头看看他，又看看那把瓦刀，想说什么，没说出口。

江易挽起袖子，蹲下身，开始和灰。

他很久没干过这活了。小时候在村里，谁家盖房子都去帮忙，搬砖和灰递瓦刀，干得顺手。后来去外面读书、工作，再没碰过这些。现在拿起瓦刀，手生得很，第一块砖就放歪了。

老陈头看了一眼，没吭声。

江易把那块砖敲下来，重新抹灰，重新放。这次正了。

他直起腰，看着那堵墙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他爹带他盖猪圈的时候说过的话：砌墙先打底，底正了墙才不会歪。

当时不懂。

现在懂了。

中午，秦月红来送饭。

她提着两个大竹篮，里头装满了馒头、咸菜、热汤，还有一盆红烧肉。工匠们围过来，蹲在工地上吃。江易端着碗蹲在墙根下，就着咸菜啃馒头。

秦月红走过来，蹲在他旁边。

“江哥。”她喊了一声。

江易嗯了一声，继续啃馒头。

秦月红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沈姐那笔钱，我……我存了定期。四百七十万，一分没动。我想着，等基金的事正式批下来，再动。”

江易点点头。

秦月红又说：“林姐说，要请个会计，专门管账。不能糊涂账。”

江易说：“她说的对。”

秦月红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压低声音：“江哥，沈姐她……真不回来了？”

江易停下啃馒头的动作。

他看着远处那棵梧桐树，看着那些嫩绿的叶子在风里晃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

“不知道。”

秦月红叹了口气，没再问。

她站起身，拍拍屁股上的土，往回走。走了几步，又回头：

“江哥，下午还有汤，我给你留着。”

江易点点头。

秦月红走了。

他继续蹲在那儿啃馒头，啃完了，把碗往篮子里一放，站起来，拿起瓦刀，继续砌墙。

傍晚收工时，林晚舟来了。

她站在工地边上，看着那堵新砌的墙。墙比早上高了一大截，砖缝整齐，灰浆饱满，一看就是老陈头的手艺。但中间有一段，砖放得没那么利落，灰抹得没那么匀，明显是生手干的。

她看了一会儿，走到江易旁边。

江易正在收拾工具，把瓦刀擦干净，放回工具箱里。

林晚舟说：“你砌的？”

江易点头。

林晚舟看看那段墙，又看看他：“还行。”

江易笑了一下：“还行？”

林晚舟说：“比我想的好。我以为你会把墙砌歪。”

江易没说话，把工具箱的盖子盖上。

林晚舟站在他旁边，看着那堵墙，忽然问：

“江易，你后悔吗？”

江易愣了一下：“后悔什么？”

林晚舟说：“后悔来梧桐洼。要是不来，你现在还在省城，舒舒服服坐办公室，不用天天跟这些烂事打交道。”

江易想了想，摇头：

“不后悔。”

林晚舟看着他：“为什么？”

江易说：“我爹在这儿。我娘也在这儿。山肚子里那二十一个人，也在这儿。”

他顿了顿，看着远处的老鹰崖：

“我不来，谁替他们说话？”

林晚舟沉默了很久。

然后她伸出手，握了一下他的手。很快，就松开了。

“走了。”她说，“月红炖了鸡，让你去吃饭。”

江易点点头，跟着她往回走。

走了一半，他忽然说：

“林晚舟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那天问我，不查了？我没答全。”

林晚舟停下脚步，看着他。

江易说：“周世乾，我还是要找到他。但不用像之前那样，满世界追。他会回来的。”

林晚舟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江易说：“他爹的坟在这儿。”

林晚舟愣了一下，然后慢慢点了点头。

是啊。

周永贵的坟，在梧桐洼后山。

那是周家唯一的根。

三天后，省民政厅的正式通知到了。

1958年21名遇难者追认烈士程序进入最后阶段，清明节将在梧桐洼举行追认仪式，立纪念碑。

消息传开，整个村子都轰动了。

陈老栓带着老人议事会开了半天会，商量怎么迎接省里来的领导。秦月红带着妇女们打扫村子，把每条巷子都扫得干干净净。连孩子们都知道这事儿重要，放学后主动去祠堂帮忙擦桌椅。

只有一件事，卡住了。

碑立在哪儿。

陈老栓提议立祠堂前。那儿宽敞，地方正，每年祭祖都能看到。老人议事会几个老人都同意，觉得这样体面。

但江易摇头。

“他们死在井下。”他说，“碑应该立在井边。”

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。

陈老栓皱起眉头：“井边？那地方偏，路也不好走。省里领导来，总不能在泥地里站着吧？”

江易说：“那就把路修一修。”

另一个老人说：“井边阴气重，不合适吧？祠堂是祖宗的地方，立那儿才是正理。”

江易看着他：“那二十一个人，也是梧桐洼的祖宗。他们死在井下，魂还在那儿。碑立在井边，他们才能看见。”

会议室里没人说话。

陈老栓低着头，抽了好一会儿烟，然后把烟头往地上一摁：

“江易说得对。立井边。”

他站起来，看着那几个老人：

“我爹也在井下。他死了六十三年，我想让他看看，有人还记得他。”

那几个老人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一个一个点了头。

第二天，村里开始修路。

从祠堂到古井，铺了一条青石板路，两边种上梧桐树苗。男人们挑石头、铺路基，女人们送水送饭，孩子们帮着搬小石头，干得热火朝天。

江易也去铺路。

他穿着解放鞋，踩在泥地里，一块一块往路基上码石头。林晚舟在旁边帮忙，递石头、和灰浆，干得比他还利索。

歇气的时候，两个人坐在路边，看着那条路一点一点往前延伸。

林晚舟忽然问：“江易，你信不信魂？”

江易想了想，说：“不知道。但我信他们还在。”

林晚舟看着他：“在哪儿？”

江易指了指山：“那儿。”

又指了指井：“那儿。”

再指了指自己的心口：“这儿。”

林晚舟没再问。

她只是看着他，看着他眼睛里的光，忽然觉得，这个男人，比刚来的时候，变了很多。

清明节那天，下雨了。

细雨蒙蒙，把整个村子罩在灰白色的雾里。青石板路被雨水洗得发亮，两边的梧桐树苗淋得湿漉漉的，嫩绿的叶子往下滴水。

仪式定在上午十点。

八点不到，村里人就陆续往井边去了。老人拄着拐杖，妇女抱着孩子，年轻人扶着老人，一个一个沿着那条新铺的路走过去。没人说话，只有脚步声和雨声。

井边搭了一个简易的台子，上面盖着塑料布。台子后面是新立的纪念碑——一块三米高的青石碑，正面刻着“一九五八年矿难二十一名遇难烈士纪念碑”几个大字，下面刻着每个人的名字、年龄、籍贯。

碑的背面，刻着那段历史的简要经过，最后一行：

“历史沉于井底，正义浮出水面。”

九点半，省里、市里、县里的领导都到了。他们穿着深色衣服，打着黑伞，站在台子下面。记者们举着相机，在旁边等着。

十点整，仪式开始。

奏国歌，默哀，敬献花圈。领导讲话，村民代表讲话，家属代表讲话。雨一直下，没人打伞，所有人都站在雨里。

江易站在人群后排，林晚舟在旁边撑着伞，给他遮雨。

他没推，只是看着她。

林晚舟说：“别看我，看前面。”

江易笑了一下，转回头，看着那块碑。

最后一个环节，是家属上香。

二十一个家属代表，一个一个走上去，在碑前点上三炷香，鞠三个躬。有的哭了，有的没哭，有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，有的一直盯着碑上的名字，看了很久很久。

陈老栓走上去的时候，手抖得厉害。他点了三次，才把香点着。然后他站在那儿，对着碑上他爹的名字，鞠了三个躬。

鞠完，他没走。

他站在雨里，看着那块碑，嘴唇动了动，声音很轻，只有他自己能听见：

“爹，六十三了。你孙子都有了。你好好歇着。”

然后他转身，往回走。

走了几步，他忽然蹲下来，用手摸着那块新铺的青石板，摸着那些被雨水洗得发亮的石头。

他蹲了很久。

没人催他。

仪式结束后，人群慢慢散去。

孩子们没走。他们拿着从山上采来的野花，黄的、白的、紫的，一把一把，放在碑座下面。有的花被雨打湿了，蔫蔫的，但颜色还在。

江易也没走。

他站在碑前，看着那些名字，一个一个看过去。赵大山，王根生，李二狗，陈有福……那些名字他从小听到大，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家人，都有一个故事。

他蹲下身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。

是一枚党徽。

1958年的党徽，铜质的，背面有编号，锈迹斑斑。是从井底那只铁箱里取出来的，和那本残破的笔记本放在一起。笔记本上记着矿难前后的事，字迹潦草，有些地方被水泡烂了，但能看清的部分，记录了那二十一个人最后的日子。

他把那枚党徽放在碑座下，贴着那些野花。

然后他站起身，站在雨里，看着那块碑。

林晚舟走过来，把伞举在他头顶。

他没说话。

她也没说话。

远处，陈老栓带着老人议事会的全体成员站成一排，对着那块碑，深深鞠了一躬。那些老人，有的八十多了，走路都颤颤巍巍，但鞠躬的时候，腰弯得很深，很深。

秦月红抱着儿子站在后排。儿子指着那块碑，咿咿呀呀说着什么。秦月红低下头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：

“那是英雄。你长大了，要记住他们。”

儿子听不懂，但点了点小脑袋。

雨慢慢小了。

然后停了。

云层里透出一缕阳光，照在碑上，照在那二十一个名字上，照在那枚生锈的党徽上。

风从后山吹过来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腥气。

梧桐花开了。

那些刚栽下去的梧桐树苗还没开花，但村东头那棵老梧桐开了。满树淡紫色的花，一簇一簇，在风里轻轻摇晃。花瓣飘下来，落在青石板路上，落在井边的栏杆上，落在新立的碑上。

江易看着那些花瓣，忽然想起小时候。

每年春天，梧桐花开的时候，他娘会捡花瓣，用糖腌了，做成梧桐花酱。抹在馒头上，又甜又香。他爹不爱吃甜的，但每年都给他摘花，爬上树去，摘最大最紫的那几簇。

现在，他爹在井里。

那些花瓣落下来，落在他看不见的地方。

林晚舟忽然伸出手，接住一片花瓣。

她把那片花瓣递给江易。

江易接过来，看着那片薄薄的、淡紫色的花瓣，看了很久。

然后他把花瓣放在碑座上，放在那枚党徽旁边。

傍晚，江易回到家。

他换掉湿衣服，坐在窗前，看着外面发呆。窗外的梧桐树还在落花，地上铺了薄薄一层淡紫色。

手机响了。

他拿起来看，是一个陌生号码，显示归属地：泰国。

他愣了一下，接通。

那边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一个声音：

“江易。”

江易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。

周世乾。

那个声音沙哑，疲惫，像很久没睡觉：

“我看了新闻。今天的仪式。”

江易没说话。

周世乾继续说：“我爹也在那二十一个人里面。”

江易开口，声音很冷：“所以呢？”

周世乾沉默了几秒：“所以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”

江易等着。

周世乾说：“1958年那场矿难，不是意外。是人为。”

江易握着手机的手，猛地收紧。

周世乾的声音继续传来，一字一句，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：

“我爹的遗书，我找到了。他死前三个月写的，夹在老房子的墙缝里。他说，那天下井之前，矿业科的人来过，让加量开采，不管安全。说上面压任务，完不成指标，谁都别想好过。我爹不肯，和那人吵了一架。那人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——‘周永贵，你别不识抬举。你这矿，我说关就能关。’”

江易的呼吸粗重起来。

周世乾说：“三天后，矿塌了。我爹没上来。那个人，后来调走了，一路往上爬，现在住在省干休所，舒舒服服过晚年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说：

“他叫——”

电话忽然断了。

江易愣了一下，马上回拨过去。

无法接通。

再拨。

还是无法接通。

他坐在那里，握着手机，手在微微发抖。

林晚舟推门进来，看见他的脸色，愣了一下：

“怎么了？”

江易慢慢抬起头，看着她。

他的眼睛很红，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烧。

“周世乾。”他说，“他打电话来了。”

林晚舟愣住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江易收到一封信。

没有落款，邮戳显示寄自曼谷。信封很薄，里面只有一张黑白照片。

他打开信封，把照片抽出来。

那是一张老照片，泛黄，边角破损。照片上是一群人站在矿井口，身后堆着一些东西，看不清是什么。但仔细看，能看出来——那是遗体。

二十一具遗体。

照片正面，那些幸存者站成一排，有的低着头，有的看着镜头，有的看着别处。最左边一个人，穿着中山装，胸口别着一枚徽章，正对着镜头。

但照片背面，有一行钢笔字：

“1958年9月17日，矿难现场。左二是我父亲周永贵，右一背对镜头者，是当年矿业科科长，后调任市工业局，1985年离休，现居省干休所。他叫——”

后面两个字，被涂黑了。

涂得很用力，墨水洇开，把纸都戳破了。

江易盯着那两个被涂黑的地方，盯了很久。

然后他翻过照片，看正面。

右一那个人，背对镜头，只露出半个侧脸。他低着头，在看自己的手。那只手垂在身侧，手指微微弯曲，像在握着什么东西。

江易把照片举到灯下，仔细看。

那只手里，好像真的握着什么。

很小，看不清。

但他忽然想起那只从井底捞上来的铁箱。

想起那本残破的笔记本。

想起那枚生锈的党徽。

他站在那里，看着那张照片，看着那个背对镜头的人，看着那只握着什么的手。

林晚舟走过来，站在他旁边，看着那张照片。

她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

“这个人，我见过。”

江易猛地转过头：“什么？”

林晚舟指着照片上那个背对镜头的人，指着那个侧脸：

“去年，省里开老干部座谈会，我去采访。有一个老头，坐在角落里，一直不说话。我拍了一张照片，就是这个侧脸。后来我问别人他是谁，别人说——以前工业局的，姓什么来着……”

她皱着眉，想了一会儿。

然后她抬起头，看着江易：

“姓郑。”

江易的手，猛地攥紧了那张照片。

窗外，梧桐花还在落。

一片花瓣从窗缝里飘进来，落在桌上，落在那张照片上。

落在那个被涂黑的名字上。

照片上的花瓣微微颤动。

江易盯着那个被涂黑的字，盯着那个背对镜头的人，盯着那只握着什么的手。

他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
那本从井底捞上来的笔记本，最后一页，也被人撕掉了。

撕得很整齐，像用刀片割的。

笔记本上那一页之前，写着这样一句话：

“他说，这件事，烂在肚子里，一辈子不许提。谁提，谁负责。我问他，负责什么？他不说话，只是看着我。那个眼神，我记了六十年。”

下面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
被撕掉了。

江易站在窗前，看着那张照片，看着那个被涂黑的名字。

他想起周世乾在电话里最后说的那三个字：

“他叫？”

窗外，风吹过，梧桐花簌簌落下。

远处，老鹰崖沉默地立着。

井边那块新立的碑，在夕阳下泛着暗青色的光。

那枚生锈的党徽，还静静躺在碑座下。

和那些野花一起。

和那些花瓣一起。

等待一个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