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十八章：康复中心开张

康复中心开张那天，没有剪彩，没有领导讲话，甚至连串鞭炮都没放。

不是不想热闹，是顾不上。设备刚调试好，县医院轮值的大夫下午就要走，得赶在之前把第一批预约的老人检查完。

江易站在门口，看着那栋三层小楼。外墙刚刷了白漆，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光。门头上挂着一块木牌，写着“梧桐洼村康复医疗中心”，字是陈老栓写的，歪歪扭扭，但有力气。

秦月红从楼里跑出来，手里拿着个本子：

“江哥，人来了。七个。”

江易点点头：“让她们排队，按顺序来。”

七个老人，都是村里六十岁以上的。最前面的是陈二婶，她儿子去年肺癌死的，自己一直咳嗽，舍不得去县医院查。后面跟着李老栓、王大娘、张寡妇……一个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眼神里带着忐忑和期盼。

林晚舟从楼里走出来，站在江易旁边。她今天穿了件白大褂，是县医院借的，有点大，袖子挽了两道。

“紧张吗？”江易问。

林晚舟摇摇头：“又不是我检查。是县医院的张大夫。”

江易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张大夫是县医院呼吸科的老医生，五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戴个老花镜。他每周来两天，一天一百块补贴，是林晚舟托人请来的。此刻他正在一楼检查室里整理仪器，那些二手设备他看了半天，说能用，就是得校准。

“让她们进来吧。”张大夫在里头喊。

秦月红领着陈二婶进去。

门关上了。

外面剩下的六个老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谁也不说话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在地板上画出一块块亮斑。

江易站在门口，看着那些老人，看着那些花白的头发和粗糙的手。他想说点什么，但不知道说什么。

林晚舟轻轻碰了碰他的手。

他转过头，看着她。

她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，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

检查持续了半个多小时。

门开了，陈二婶走出来，脸色发白，眼眶红红的。后面跟着张大夫，表情严肃。

江易心里咯噔一下，迎上去：

“张大夫，怎么样？”

张大夫摘下老花镜，揉了揉眼睛：

“早期肺癌。右上肺，结节不大，但形态不好。得赶紧去县医院做进一步检查。”

陈二婶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秦月红赶紧扶住她。

“二婶，二婶，您别急，早期能治，能治！”

陈二婶嘴唇哆嗦着，眼泪掉下来：

“能治？要多少钱？”

张大夫说：“早期手术的话，县医院能报销一部分，自费大概两三万。”

陈二婶的脸更白了。两三万，她拿不出。儿子治病欠的债还没还完，孙子读书还要钱。

江易走过去，扶住她的肩膀：

“二婶，钱的事，咱们想办法。先把病查清楚，不能拖。”

陈二婶看着他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
旁边几个老人面面相觑，脸上的忐忑变成了恐惧。

张大夫叹了口气，说：

“幸亏查得早。再晚半年，就不好说了。”

消息传得比风还快。

当天晚上，整个梧桐洼都知道了：陈二婶查出早期肺癌，康复中心救了她一命。

第二天一早，康复中心门口排起了长队。二十三个老人，比昨天多了三倍。有的拄着拐杖来的，有的让儿女搀着来的，有的从隔壁村赶来的。

秦月红拿着本子一个一个登记，手忙脚乱。林晚舟帮着维持秩序，嗓子都喊哑了。张大夫在检查室里一刻不停，连口水都顾不上喝。

江易站在门口，看着那条长队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
有救了。

也有问题了。

这么多老人，都要查。查出来怎么办？

一周后，全村六十岁以上老人全部完成了体检。

结果出来了：三例早期癌症，五例慢性病加重。癌症里除了陈二婶的肺癌，还有一个胃癌早期，一个疑似乳腺癌待查。慢性病加重的是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老慢支这些，需要长期服药控制。

张大夫拿着报告单，对江易说：

“江书记，你们村这个体检，太及时了。这三个癌症，现在治都还来得及。再拖一年，就是晚期。”

江易点点头，心里却沉甸甸的。

来得及。但治得起吗？

陈二婶已经去县医院做了进一步检查，确诊是早期肺腺癌，可以手术。手术费加后续治疗，医保报销后自费大概两万五。她拿不出。

胃癌那个是李老栓他爹，八十多了，身体弱，能不能手术还得评估。就算能手术，钱呢？

乳腺癌疑似那个是张寡妇，她男人早死了，儿子在外地打工，一年寄不了几个钱。她连去县医院复查的路费都舍不得花。

慢性病加重的几个，药不能停，一年下来也要几千块。

秦月红拿着那些报告单，眼眶红红的：

“江哥，查出病有什么用？没钱治，查出来更难受。”

江易沉默了很久。

然后他说：“我去想办法。”

江易把自己关在村委会办公室里，翻了一整天政策文件。

从扶贫到医保，从民政到卫健，一本一本翻，一条一条看。林晚舟帮他整理，把可能有用的条款摘出来，贴了满墙。

傍晚，他的目光落在一份文件上——

“防贫保”。

全称是“脱贫户大病救助保险”，针对脱贫人口和边缘易致贫户。每年保费三百元，政府补贴两百，个人出一百。保障范围包括住院医疗费用、特殊病种门诊费用、大病保险起付线以下费用等。最高赔付八万。

江易的眼睛亮了。

他算了一下，村里符合条件的有二百一十三人。如果全部参保，每人出一百块，一年就是两万一千三。万一谁生病，能赔八万。

他拿着那份文件，去找陈老栓。

陈老栓看了半天，问：

“这保险，靠谱吗？”

江易说：“政府推的，应该靠谱。我查了，是省里统一招标的保险公司承保。”

陈老栓抽了口烟：“一人一百，二百多人就是两万多。这钱谁出？”

江易说：“村民自己出。一人一百，应该拿得出吧？”

陈老栓摇摇头：“一百块也是钱。有些人，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。”

江易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

“开个会吧。动员一下。”

晚上，祠堂里坐满了人。

老人们坐在前面，年轻人站在后面，连孩子都来了，在人群里钻来钻去。煤油灯昏黄的光照着一张张脸，每张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期待。

江易站在前面，把“防贫保”的事说了一遍。

说完，底下安静了几秒。

然后李老栓开口了：

“一人一百块，一年就一百块，万一不得病呢？白交了？”

旁边有人附和：“就是！我身体好好的，凭什么交钱给别人治病？”

“我家六口人，光我爹娘就得交两百，再加上我们，六百！六百块，够买一年粮食了！”

陈二婶站起来，声音沙哑：

“我愿意交。我这条命，是康复中心捡回来的。一百块，我给。”

李老栓说：“二婶，你那是得病了。没得病的，谁愿意？”

陈二婶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

又有人喊：“这保险，真能赔八万？到时候不认账怎么办？”

江易说：“是政府推的，有合同，不会不认账。”

底下响起一片嗡嗡声，将信将疑。

陈老栓站起来，抬起手往下压了压：

“都别吵。听我说两句。”

人群安静下来。

陈老栓说：“我活了七十三，见过的事不少。这个保险，我也没听说过。但江易说的，我信。”

他顿了顿，看着那些脸：

“我爹死在井下，没人管。我二叔后来病死，没人管。现在有了康复中心，有了体检，有了这个保险，是好事。一百块，买条命，值。”

他说完，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钞票，拍在桌上：

“我给我和我老伴交。两百。”

祠堂里又安静了几秒。

李老栓低下头，不吭声了。

张寡妇忽然站起来，颤巍巍走到前面，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一个手帕包，一层一层打开，里面是几张十块的、五块的、一块的，凑起来大概五六十块。

她把手帕包放在桌上，声音发抖：

“我就这些。剩下的，下个月卖了鸡蛋再交。”

江易走过去，轻轻拍了拍她的肩：

“张婶，您不用急。可以先登记，钱慢慢凑。”

张寡妇点点头，眼泪掉下来。

李老栓也站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钱，拍在桌上：

“我给我爹交。一百。”

一只、两只、十只……越来越多的人走上前，把钱放在桌上。有整有零，有纸币有硬币，堆成小小一堆。

秦月红拿着本子，一个一个登记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
第二天，江易带着名单和钱，去了乡政府。

王副乡长看了名单，又数了数钱，点点头：

“行。我帮你们报上去。等保险公司的人来，再签合同。”

江易说：“王乡长，能不能快点？村里那几个癌症病人，等不起。”

王副乡长想了想，说：

“这样吧，我先给县里打个电话，让他们特事特办。你们村的病例，我听说过，确实特殊。”

他拿起电话，拨了一串号码。

江易站在旁边，手心都是汗。

几分钟后，王副乡长放下电话，脸上带着笑：

“县里同意了。明天保险公司的人直接去你们村，现场办理。”

江易愣了一下，然后深深鞠了一躬：

“谢谢王乡长。”

王副乡长摆摆手：

“别谢我。谢你们自己。你们村的事，我也听说了。马奶奶那句话，讲得好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保险公司的人来了。

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，穿着制服，说话利索。她带着一摞合同，在祠堂里现场办公。老人们一个一个上前，签字、按手印、交钱。有的不识字，秦月红帮着念合同，念完再按手印。

张寡妇终于凑齐了一百块，是从邻居家借的。她按手印的时候，手抖得厉害，按了三遍才按清楚。

陈二婶也交了。她下个月就要去县医院手术，有了这个保险，心里踏实多了。

李老栓他爹也交了。他虽然八十多了，脑子还清楚，自己签了字，然后拉着江易的手说：

“江书记，谢谢你。我这把老骨头，还能多活几年。”

江易握着他粗糙的手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
那天晚上，江易又去了井边。

他坐在那块石头上，把那枚党徽拿起来，在手里摩挲着。月光照在碑上，那些名字泛着淡淡的光。

林晚舟走过来，在他旁边坐下。

她递给他一张纸，说：

“县档案局又寄东西来了。”

江易接过来，展开。

是一张照片的复印件。黑白，模糊，拍的是一个人。侧脸，低着头，看不清面容。但能看见他左手无名指上，有一道疤。

底下有一行字：

“郑国栋（后改名郑启明），摄于1985年离休前。此为其档案中唯一照片。”

江易盯着那张照片，盯着那道疤，心跳越来越快。

这就是那个人。

那个藏了六十三年的人。

林晚舟说：“档案馆的人说，这张照片是从一份旧报纸上翻拍的。1985年，他作为离休干部，接受过一次采访。采访内容没存档，但报纸上有这张照片。”

江易问：“采访内容呢？”

林晚舟摇头：“找不到了。报纸早就没了。”

江易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问：

“他左手上的疤，能看清吗？”

林晚舟说：“能。档案馆的人放大过，确实是一道刀疤。”

江易拿着那张照片，看了很久。

然后他站起来，看着远处的老鹰崖。

那个人，还在。

就在某个地方。

也许就在这山里。

也许就在这村里。

第二天一早，江易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发现桌上放着一个信封。

没有落款，没有邮票，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。

他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沓钱，十块的、二十块的，厚厚一叠。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几行字：

“给老人们买保险。不够再找我。”

落款是“一个梧桐洼的人”。

江易愣住了。

他数了数那沓钱，一共三千七百块。

他拿着那沓钱，站在门口，看着外面的村子，看着那些刚刚醒来的房子，看着远处那口井，那块碑。

谁放的？

是哪个村民？

还是……

他忽然想起那张照片，想起那道疤，想起那个藏了六十三年的人。

会不会是他？

他还在梧桐洼？

他一直在？

江易把钱收好，推门出去。

他沿着青石板路，往井边走去。

晨光照在那块碑上，那些名字泛着温暖的光。他把那枚党徽拿起来，擦了擦，又放回去。

然后他站在那里，看着那些名字，看着那口井，看着远处的老鹰崖。

他轻轻说了一句：

“你到底在哪儿？”

风吹过来，把他的声音带走了。

远处，康复中心的大门打开了，第一批来检查的老人开始排队。